这两个月来，成都一下子流行起了一个新词，那就是“院会”，这个词是参议院和帝国议会的合并简称。
在邓名的设想中，这个参议院和议会是类似大英帝国上、下两院的结构，兼顾上层和民间的利益，互相制衡以达成妥协。邓名认为这个模式很适合现在的具体情况，他需要通过分享战利品来调动西川人的积极姓，只有发挥出远超封建[***]制度的经济和军事动员力，川西才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上层官员的利益邓名也必须要考虑，因为这些人是川西集团的膀臂。
不过邓名的设想完全是一厢情愿，或者说只存在于邓名的心中，是他前世的议会制度的摸样。现在邓名明确表示他无条件地支持院会的一切决定，用任堂的话说就是给予了院会以“假黄钺”一般的权利。参议院自不必说，各行各业的老板也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地想加入议会，以便为自己的买卖谋求更多的好处。
无论是刘晋戈还是其他官员，很快都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对抗院会的能力。川西集团的一片散沙状态对邓名来说是一个大麻烦，他本人都需要和各个阶层进行妥协来达成自己的意愿，有时邓名可以利用自己的声望说服别人同意他的看法。而对知府衙门、银行、税务局来说，这完全是灾难，他们平时就谁也别想指挥得动谁，只能挥舞着邓名语录互相进行攻击，然后各行其是。
只有两、三年历史的川西集团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清洗或是政治运动，大部分人对邓名都没有多少畏惧感，就更不会畏惧刘知府、熊行长他们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抗代表了邓名权威的院会，甚至根本没有人动过这个念头。即使是在军中，也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核心：李星汉基本是个凡是派，一心把自己牢牢拴在邓名效忠链上的李中校，只要是邓名的意愿他就不会反对；任堂以名士自诩，说怪话的本事是有，但也不会动脑筋去策划阴谋，替刘晋戈火中取栗、篡夺邓名的权利——如果刘晋戈真有这个念头并且透露出来，说不定任堂反倒要在军中号召他的浙兵老乡打倒野心家了；周开荒只关心练兵和他下饭用的腌菜；最后一个穆谭在川西军中的势力最小，而且他和老板们的关系也都很好。
因此在最初的迷惑过后，刘晋戈想到的就是和袁象一样艹纵选举，让他的手下能够跻身议会，好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其实是个很可怜的目标，刘晋戈的行动也不过是一种保护自己行政读力权的本能而已——但即使是这么有限的目标，刘知府也没能得逞。
首先刘晋戈夹袋里没有什么人，他自己是靠着邓名的权威才能坐在成都知府宝座上的，最近还和袁象为了战俘的事闹得很不愉快，更因为赌气而迟迟不肯筹建成都的分赃会。所以刘知府和成都商人的关系称不上有多好，那些看着叙州议会眼红的老板们对刘晋戈早就有了不少意见。而这次仓促召开院会后，叙州议会凭借先发制人的优势，光明正大地以帝国议会自居，趁乱占据了不少好位置，这些后果都被成都人赖到了刘知府头上。
而且刘知府还有一个大敌，那就是参议院。相比邓名想象中更有权威的下院，现在的川西，明显是上院更有优势，议长刘曜和他的同僚更把议会看成参议院的下属部门或者说分支机构。好不容易抓到了权利，他们哪里肯看着老仇人刘知府往他们的地盘里伸手？因此参议院挺身而出，挫败了刘知府动员亭士帮他的吏目收集手印的阴谋。
但不允许刘晋戈艹纵选举不意味着参议院不艹纵，准确地说刘曜他们阻止刘晋戈艹纵选举就是为了给自己艹纵选举铺路。青城派头目和很多商行老板都是过去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参议院是一个常设机构，里面的成员还都是邓名“钦点”的；而议会是一个非常设机构，里面的议员都是兼职，平时照顾自己的买卖，闲暇时凑在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发财的计划——按照邓名的看法，民选代表了法理，理应比钦命的上院议员更有底气，但这个时代的人并不是这么看的，按照效忠链的规则，他们认为明显是钦点、常设的参议员们更代表邓名的权威。
在刘曜等人的努力下，前辅兵出身的老板们夺取了议会的不少席位，而刘知府推荐的亭长如果不是青城派的辅兵出身，都没能入选第一届帝国议会；任堂生怕浙江人吃亏，和于佑明商议后一起去拜访了刘曜，成功地为浙江人分到了一些席位，而一贯本份的李星汉最后经不住川军同僚的嘀咕，也出头和参议院讨价还价要到了一些席位。
就这样，邓名想象中的选举变成了各大政治板块瓜分议会，其实川西集团本来也有这样分配权力的倾向，但是这次议会“选举”把潜规则进行了合法化。连前蒙古统领都塞了一个蒙古人进议院，就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格曰勒图。唯一比较安分的是山西绿营的那帮将领，他们现在还处在夹着尾巴做人的阶段，对自己能够在参议院有一席之地已经喜出望外了。
在讨论是否支持委员会的计划前，帝国议会首先通过了一系列对工商有利的法案，比如议会宣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停止圈地法案，理由就是成都周围的耕地已经被圈得差不多了，如果继续向外发展，那就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里驻军，而议会现在不愿意承担这么重的负担。议会提出来的标准是必须要在川西军中服役才能获得三十亩的开荒权，连续纳税十年转为私有。这道法令在议会通过后，马上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为了这道法律，议员们早就与刘曜他们沟通过，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紧接着又有一条法令出台，那就是宣布同秀才免费发放已经过期了，从即曰开始，同样是只有在军中服役后才能获得同秀才的功名。也就是说，最近来到四川的七万人即使在工厂工作满一年后，也未必能够参军服役，更不用说获得开垦荒地的自由。
如果邓名听说了这个法案，他大概会觉得这类似是军国主义。而他的感觉也没有错，在他的前世，希特勒就宣称国民不是公民而是公民的材料，只有在服兵役后才能获得公民权。否认纳税人的公民权利，通过军队门槛来选拔支持现政权的拥护者，这种理论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标志之一。
但这个法令并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提刑官贺道宁跳出来大叫违宪。
获得“黄钺”的并不止院会，邓名在表示他无条件支持院会决议的同时，也再次强调了提刑官的权威，如果院会的决议违反了宪法，提刑官可以否决。而这个宪法此时被广泛理解为分赃的规矩，或是邓名的根本利益。
支持贺道宁跳出来否决院会第二道法令的首先是外来户的怨气，刘晋戈作为外来户，在瓜分政治权利中一无所获，贺道宁更是如此，所以两个人对院会都极为不满。除了和院会作对的心思外，这第二道法令也引起了不少人的不安，比如参议院的山西将领就觉得这是针对他们的，而且还会导致他们无法在未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这些人没有胆子在参议院光明正大地反对，而是在大喊赞成的同时，半夜结伙提着一只鸡去找贺道宁，声称他们坚决站在提刑官的一边。
如果只是这帮人，贺道宁说不定还没有胆量为了七万战俘去和参议院唱反调，但对这个法案不满的除了山西人，还有更有分量的人物，那就是川西的军方。在听说了这个法案后，任堂就开始说三道四，称这有违邓名的根本利益，可能会导致邓名难以吸收、消化新到四川的人口；李星汉则认为会影响兵源；而周开荒和穆谭在这个问题上也支持前两人，他们倒没有更多的理由，而是单纯出于对院会的不满，认为邓名授权给他们是为了讨论委员会的计划，可是现在这帮人整天就琢磨着如何赚钱，是应该敲打敲打院会，让他们赶紧办正经事了。
这四个人的一致意见基本就代表了军方的意志，贺道宁飞快地权衡了一下敌我力量，发现己方占有优势，确信这是一个吐口怨气的好机会。既然宪法是邓名的根本利益，那损害邓名的利益不就是违宪么？贺道宁立刻动用权力，给了院会狠狠一棒子。
而院会也在这当头一棒后清醒了一些，本来正因为获得权力而狂欢的院会也想起邓名要让他们办的正经事，担心邓名发现他们什么都没做会震怒，就老老实实地坐下来，开始讨论委员会的作战计划。
结果不讨论还好，一经讨论，议会就发现里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很可能从各个方面损害川西的利益；若是全面修改计划的话，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很快议会就发现关键是如何摆平夔东盟友，不办好这件事，可能又会损害邓名的利益，导致被提刑官判处“违宪”。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由川西来代替两江督抚补偿自己的盟友们，而川西通过作战来盈利，把按照川西意愿制定的计划和补偿条款捆绑在一起。